考研的日子迫在眉睫了!基础得过,但是又总觉得有很多知识点没见过!而老师们反押题的情况下,我们又难免在考场上遇到一些偏题怪题和难题……那么这些考场上突然出现的题目真的无处可寻吗?让我们从四大刊里看看老师和编辑们这一年又在关注什么问题吧!!(四大刊强势押题~~)
01
迷影文化
说到短视频,我们通常使用的是模因和参与式文化。那么迷影是什么呢?“迷影”(cinephilia)是1920年代法国导演、影评人路易·德吕克创造的法语词,特指人对于电影产生的独特迷恋以及建立在大量观看基础上的“电影的审美品味”。
在迷影理论中,通过个性化的解读、戏谑戏仿、拼贴重组等方式,影像成为个体影迷自我表达和个体身份建构的重要资源。学者尼科·鲍姆巴赫指出依托参与式文化,网络用户发展出“新迷影”或“使用者的迷影”的新趋势。这与将影视粉丝视为“文本盗猎者”的论述遥相呼应:当下的影视粉丝不再是意义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主动参与到符号生产中展开意义建构。
当前影视剧戏仿类短视频是当下迷影文化的重要载体,为媒介化的身份实践提供了独特渠道,体现出新的媒介技术和传播语境给个体身份认同带来的变化。
【梁君健,黄一洋.迷影短视频的身份认同研究[j].新闻大学,2022(08):108-120+125.】
02
倦怠社会以及fomo
不知道你有没有不想看到手机信息的情况呢?
其实早早的哲学家韩炳哲就在他的《倦怠社会》中指出,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走遍万水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的进化过程中一直存在一种感知信息与认知能力的矛盾。而在网络世界,我们目力所及乃至不及处,都充满着形形色色的信息,充斥着大量同质化、碎片化、浅表性的信息,人们身处其中会产生一种倦怠感,这种社会场景也被称为“倦怠社会”。
外部性的干扰激增,也为人们的承受带来了压力。于是学者们也开始关注信息过载、社交过载下人们的社交媒体倦怠。目前学界对于社交媒体倦怠(socialmediafatigue)尚无统一的定义。已有的社交媒体倦怠方面的文章将社交媒体倦怠分为认知、情绪、行为三个层面。
thara.ravindran(2014)等人最早将社交网络倦怠定义为包含了诸如疲劳、烦心、愤怒、失望或是对社交网络使用和互动方面的需求或动机减少的情绪和感觉,是一种主观的、多维度的用户体验。
季忠洋等(2019)将其定义为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心理层面出现疲惫感、放弃感,情感层面产生了忧虑、恐惧、郁闷、无聊、生气、烦扰、疲惫等负面情绪,行为层面呈现不持续、克制、限制甚至停止使用状态,具体表现为潜水、屏蔽、忽略、退出等。
社交媒体倦怠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fomo。错失焦虑(fomo)是指个体因为担心自己错失他人有意义的经历或有价值的信息而产生的一种弥散性焦虑。它也可以被定义为对人际交往的依赖和渴望。受到错失焦虑的影响,用户在认知上表现为强烈期待知晓他人所做之事,而在行为上则表现出依赖社交媒体。
这两个理论昭示着我们越来越开始关注技术时代下个体的健康,值得了解哦~
【przybylskiak,murayamak,dehaancr,etal.motivational,emotional,andbehavioralcorrelatesoffearofmissingout[j].computers in humanbehavior,2013,29:1841-1848.】
03
算法抵抗
算法逻辑常处于“黑箱”状态,是支撑现代社会“技术无意识”的重要部分,但部分学者指出用户并非完全被动。人们发现,用户通过在接触算法推荐内容时猜测算法的运行逻辑,同时做出非官方解释以理解自己的媒体和信息实践,当用户意识到算法背后的偏见,例如身份边缘化、种族歧视等,会采取措施以干预算法偏见。
在算法发展的同时,用户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塑造算法运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始通过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干预算法的正常运作,通过将算法重新定位并部署,以影响算法结果的输出。
常见的算法抵抗行为有:通过取消标签或取消好友等策略,故意与平台的连接断开联系;他们知道算法有可能强迫联系时,他们会通过回避,即不提及单词或名字,以避免强制连接;以及截图,在不发送网站流量的情况下让内容可见等策略。
陈阳和吕行以农村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发现感知自由威胁、算法素养和同伴影响显著增强了青少年的算法抵抗意愿与抵抗意图;而孤独感、对算法机制的依赖性心理则产生了削弱作用;抵抗意愿与抵抗意图在上述影响因素与抵抗行为之间存在不同的中介效应。
04
认知争夺
喻国明老师指出,认知争夺是传播环境中各类信息通过多种方式对个体有限的认知资源进行竞争式抢夺的行为。这一概念的核心和目的是信息对人类有限的认知资源进行争夺。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如信息争夺资源的方式和渠道则可以非常多样。
同时,从对受众的影响程度上,喻老师把认知争夺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浅层争夺,主要表现为“经验认同”与否,其争夺强度和能力相对较弱,争夺的目标是受众的注意力。
第二层是中度争夺,此时信息争夺的强度较第一层更大,主要表现为“情感或关系认同”与否,它是通过具有冲击力的内容与形式诱发受众的情绪与情感,这种喜悦、激动甚至悲愤的情绪能够激活受众的情绪记忆与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从而促使受众对诱发该情绪的信息产生更好的记忆效果,由此也便开始了信息对记忆资源的争夺。
第三层,即信息记忆的深化和加工导致信息引导受众的行为,使受众做出与之相关的行为反应。
根据认知争夺的目的,喻老师将认知争夺分为流量争夺和动员争夺两类。前者的目的就是简单地获取受众的注意从而得到流量,进而设置议题,整合人们的注意力资源。动员类认知争夺的目的是借助信息实现对受众的组织和动员。
认知争夺的提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喻国明,郭婧一.从“舆论战”到“认知战”:认知争夺的理论定义与实践范式[j].传媒观察,2022(08):23-29.】
05
媒介动力机制
媒介化是近年来考试的重点,而媒介化的著名研究学者施蒂格·夏瓦也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理论,对媒介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22年暨南大学的学者也对他进行了采访。
施蒂格·夏瓦基于梅洛维茨的媒介隐喻理论提出了三种主要的媒介动力机制(mediadynamics)(放大、框架和表演以及共同建构)。该理论也基于他的媒介化理论框架之下
施蒂格·夏瓦指出,在媒介动力机制所讨论的重点其实是媒介化的后果,即当政治经历媒介化后会发生什么,当教育经历媒介化后又会发生什么等。因此,媒介动力机制更多是关于媒介与其他领域相互作用后出现的一般特征。
例如,就美国的政治如何被媒介化而言,首先,媒介经常扮演“放大器”的角色,媒介并不一定会成为特定政治现象的一部分,但它们会放大特定的政治现象,例如民粹主义。
其次,媒介还会以特定的“框架”呈现特定的事件并为“表演者”提供展演的舞台。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表现就是一种面向美国甚至世界观众的表演。
最后,你还会发现政治行动者和媒介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共构”行为,他们共同为美国民众或美国政策建构出了一个政治世界。媒介化是历经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逐渐变化过程,而媒介动力机制更多是我们在媒介化过程中不时能察觉到的媒介化结果。
06
虚实混融
虚实混融(interactivity)可以与元宇宙的兴起结合起来解读。元宇宙也是虚实混融实现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尽管互联网兴起之初便带来了虚拟化生存与交往,但那种虚拟生存与交往是超脱现实的,而元宇宙等概念强调的是虚实世界的混融,身体的沉浸体验在虚拟生存与交往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万物互联、人机互动、高度沉浸的虚实混融交往时代的来临,模糊了人与媒介、人与机器(技术)、虚拟与实在之间的边界,重置了传播网络中的个体、结构与系统属性。
一方面,元宇宙为人类创造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让现实中的人极大突破了时空的障碍,在虚拟世界里拥有新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的人类和他们创造的虚拟偶像、虚拟主播、社交机器人等虚拟人,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连接,成为开拓元宇宙边界的先驱者。
此外,元宇宙应用会带来孪生空间的兴起,这些空间不仅是对现实空间的数字化复制,也意味着对现实空间意义的继承或重塑,以及场景特别是社会场景的重建。
虚拟信息、虚拟空间会与现实空间形成增强或融合的关系,空间的融合会带来空间的冲突;现实身体在虚拟空间中的体验得以增强,但沉浸式体验也可能成为元宇宙的“黑洞”;赛博格化的身体会进一步嵌入信息网络中,甚至形成“身联网”,但身体也可能因此进一步被“物化”。
虚实混融是人们对于数字化生存、虚拟化生存的一种想象,它既注重虚拟的实现,也注重与现实的连接。
【苏涛,彭兰.虚实混融、人机互动及平台社会趋势下的人与媒介——2021年新媒体研究综述[j].国际新闻界,2022,44(01):44-60.】
07
“未托邦”&乌卡时代
学者杜俊飞指出,“未托邦”(vucatopia)一词,是指一种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游移的观念——它缘自数字未来的vuca属性:波动、不确定、复杂和模糊。“未托邦”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以下趋势:数字社会形态的“流动部落化”;数字社会心理的“自反性沉迷”;数字社会政治的“未定义治理”。
“未托邦”是一种对数字未来的追问和解析,它要求人在面对技术主义时要始终保持人文的清醒。“未托邦”是生造的概念,它对utopia一词的映射,是用来对冲“电子乌托邦”(teletopia)、“技术乌托邦”(technologicalutopia)或“数字乌托邦主义”(digitalutopianism)的。后三者,更可以上溯到“电子崇高”(electricalsublime)式的人类激情。但“未托邦”却是一种在未来面前的反思。
学者笔下的这样一种数字未来,是一个充满波动、不确定、复杂、模糊的vuca世界,它的属性如前所述,包括但不限于:(1)媒介社会形态的“流动部落化”;(2)媒介社会心理的“自反性沉迷”;(3)媒介社会政治的“未定义治理”。
元宇宙概念兴起后,人们也开始进入了对现象的反思,“未托邦”也是其中一个。那么对于未来的猜想始终未明了,我们依旧需要注意人在未来的主动性问题。
08
nist网络安全框架
nist网络安全框架(以下简称nist框架,nationalinstituteofstandardsandtechnology)是美国在互联网地缘政治的基础上提出的美国网络安全战略。
nist框架旨在帮助联邦政府各部门以及私营企业应对网络风险。nist框架正对全球网络安全规则的生成与演进产生影响。网络安全框架是塑造全球网络安全标准、应对网络环境碎片化的途径之一,但是全球范围内较少国家主动开发此类框架。而nist框架的开发和修订一直以“适用于任何部门”以及“服务于国际合作”为目标。
实际上,在美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下,nist框架的应用范围已不限于美国。欧盟、意大利、以色列、乌拉圭均参考或直接采纳nist框架;在所有采用网络安全框架的企业中,nist框架占37%,所占比例最高。
由于数字经济的全球发展基建于全球协同的网络安全办法,能否领导通用规则的制定将影响美国的数字领导力。因此,nist框架虽然不像firrma一样经常登上新闻头条,但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因素”。
总之数字空间的争夺愈发激烈,国际传播的议题也愈发重要。关于通过制定网络安全框架通用规则来扩大互联网的影响力,我们也应该加以关注。
【洪宇,陈帅.“数字冷战”再审视:从互联网地缘政治到地缘政治话语[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29(10):47-63+127.】
09
懒人行动主义
slacktivism/clicktivism/
feel-goodonlineactivism/
“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一词,是由“懒人”slacker和“行动主义”activism结合而来,比它更积极的是“键击行动主义”clicktivism。懒人行动主义是指只需要很少承诺或行动的一种行动主义,比如在线签署请愿等。词语本身具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它倡导一种低成本、低风险的政治参与活动。另一方面它旨在讽刺一些通过所谓的线上公众参与行为,而获得虚幻自我满足的网络政治参与者。这些网民在网上发起点赞、转发等行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并未作出行动。
当下懒人行动主义现象愈发明显,他反映了互联网时代中,人们对社交媒体作用的过大想象,也为如何带来用户实际行为的改变带来反思。
10
“媒介化愤怒”的伦理审视
媒介化愤怒是“愤怒”在媒介化时代的一种表现,通常表现为“义愤”。它有以下三点独特之处。
其一,个体认可愤怒发生的正当性,并在生活中主动、长期、反复地践行它。
其二,愤怒借助现代媒介呈现出新面貌,并在媒介化社会的诸多“集体表征”(collectiverepresentation)中被锚定。
其三,“媒介化愤怒”带给个人与公共生活一种两难的沮丧感:人们在正义感的驱使下不得不怒,又饱受过度愤怒带来的道德疲惫与道德麻木;个人胸中涌起的血气凝结成社会戾气,让共同体精神昂扬却又疲惫不堪。
简言之,“媒介化愤怒”是当下时代愤怒的新形态,是愤怒被正当化之后,与媒介互构所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但媒介发展引发的愤怒更多是义愤而非愤恨。愤怒媒介化的现象,最直接地体现在为他的“义愤”超越为己的“愤恨”成为媒介社会中愤怒的主要形式。在如今的互联网中,人们比以往更容易产生罗尔斯提倡的“正义感”,进而形成义愤的共同体。
首先,义愤是最易于传播的一种道德情感,媒介发展必然导致义愤的泛滥。其次,当下的媒介环境没有给义愤留下足够的反思空间。最后,媒介环境改变了义愤的体验和表达逻辑。
而媒介的发展是理解人们何以主动体验和表达义愤痛苦的关键:
第一,新媒体不仅增多了义愤的来源,还偏向于传播新奇且荒谬的事件。
第二,媒体对热点舆论事件的归因叙事,激发了义愤的理性一面。
第三,比起面对面的反馈,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义愤是单向且无负担的。
第四,网络平台的传播机制鼓励人们分享自己的道德义愤。
在高度道德化的媒介化社会中,本就正当的愤怒“选择”了更为正当的义愤作为其表现形态。透过媒介不断地堕入远方与己无关之事,是媒介化生存赋予人们的新鲜道德体验。
诸种媒介议程让人们体验、分享并偏好义愤;在缩短愤怒周期的同时,夺去了其自然循环中应有的反思步骤,固化了人们原有的道德偏好;道德旁观和道德推理抽象化了义愤体验,并给予主体一种优越感与愉悦感;高频率、高强度的义愤体验最终带来了道德敏感和道德冷漠。
【曾持.“媒介化愤怒”的伦理审视——以互联网中的义愤为例[j].国际新闻界,2022,44(03):139-159.】
11
试论媒介融合和出版融合关系,
以及二者的不同之处。
“出版融合”指的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版逐步走向融合发展。出版融合在理论本源上与“出版学”紧密相关。出版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文化活动,自诞生至今一直承担着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弘扬真理、确立信仰、促进社会进步等功能。“出版融合”并没有改变这些功能,而是强化了这些功能。
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其最简单的定义是将原先属于不同类型的媒介结合在一起。美国马塞诸塞州理工大学(即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教授i·浦尔认为,媒介融合就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出版融合从媒介融合思想衍生而来。而媒介融合是出版融合的大背景和驱动因素。
出版与媒介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出版是面向过去的,是对正确且有价值的知识的筛选与集
成。而媒介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是对变动世界的客观观察与记录。出版与媒介本质和指向的不同造就了两者融合的方向差异。
出版融合与媒介融合的发展速度不同。显而易见,媒介融合的发展走在了出版融合前面。当前人们已经在探讨媒介的深度融合,而出版业虽然也受到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冲击。
但是整体而言,当前纸质出版物仍然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人们长期形成的纸质阅读习惯短期内不会轻易改变,这也意味着出版融合的紧迫性要弱于传媒业,其在发展速度和措施策略方面也更为谨慎。出版融合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其发展形态还没有媒介融合完善
出版融合与媒介融合融合的形态和目标是不同。媒介融合追求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以功能聚合来提高媒介的影响力。但出版融合是更具包容性,追求“一个内容多种创意、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次开发多种产品、一种产品多个形态、一次销售多条渠道、一次投入多次产出、一次产出多次增值”。
出版融合通过对产品的深加工和多样化表达,延长出版产品价值链,编织多业态的价值网络,提高出版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益。媒介融合注重“和”,出版融合注重“分”,出版融合是出版“分”的前提和保障(杜方伟,2022)。
当然啦!四大刊中学者们的研究绝不仅限于此,在新闻学、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各大领域都有涉及!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了解的内容!在这里小编就要卖个关子啦!
欲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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